重慶污染企業搬遷，污染沒了企業活了 新華社記者王金濤報道 長江和嘉陵江在重慶交匯東流，勾畫出山城壯美的景象。然而，兩江沿岸數十家企業多年來治污不力，令山城美景遜色，周邊百姓受害。 關閉，大批職工就會失業；搬遷，企業可能一挪就死。如何讓這批污染企業搬離主城區并且獲得新生，成了擺在重慶市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。 “不搬遷等死，搬遷找死” 破舊的廠房里布滿銹跡斑斑的管道，含有鋅、汞、錳等重金屬和懸浮物的污水滾滾噴涌，富含二氧化硫和石油瀝青等物質的廢氣直接排入大氣……幾十年來，重慶電池總廠就以這種面貌生存于民居、學校和賓館之間，附近居民一直表示強烈不滿。 “我們也知道企業污染厲害，也想搞環保?！睆S長徐星亮說，“可是廠子狹小、地形復雜，生產布局又不合理，管網凌亂無序，無論下多大力氣，廢水和廢氣都不可能達標排放?！?nbsp;重慶兩江沿岸許多污染企業基本上和重慶電池總廠一樣，歷史悠久，負擔沉重，搞環保沒有條件，搬遷又沒有錢，處于“不搬遷等死，搬遷找死”的狀態。 重慶是我國六大老工業基地之一，工業企業大多數分布在城市的中心，企業占地和民居相互交錯。主城區工業結構中，冶金、化工、醫藥類企業比重較大，而且絕大多數企業分布在長江、嘉陵江兩岸，化工安全隱患和污染問題十分突出。重慶市經濟委員會主任吳冰說：“這些老企業并非沒有治污積極性，但受廠區地理環境和傳統工藝所限，治污難度太大，不可能實現‘三廢’達標排放?！?nbsp;重慶市政府2001年就制定了主城區污染企業搬遷的計劃，但企業不僅缺少搬遷資金，而且難以安置不愿搬遷的職工，因此大多數企業“按兵不動”。 “托盤”妙招讓企業有了搬遷的動力 2004年4月，位于嘉陵江畔的天原化工總廠發生震驚全國的氯氣泄漏、爆炸事故，15萬居民被迫大轉移。重慶市政府再次下決心，堅決搬遷有安全隱患的污染企業。在關閉一批沒有前景的污染企業后，最終將29戶企業列入搬遷名單。 既然是搬遷，就要把企業搬活、搬大、搬強，而不是搬死。市政府為減輕搬遷企業負擔，在稅費征收、土地出讓補償、職工養老和醫療等方面出臺了不少優惠政策。然而，搬遷企業還是因為土地等資產不能及時變現等原因，缺乏資金，難以全面啟動搬遷程序。 為此，重慶市使出了一個“托盤”的妙招：由重慶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、地產集團等國有投資集團“托盤”搬遷，按照市場價格，提前向企業支付土地置換資金，以彌補搬遷資金缺口。企業搬遷完畢后，老廠關閉，再把地交出去，由那些國有投資集團去運作。此招一出，一批污染企業馬上有了搬遷的動力。 搬遷到重慶市渝北區空港工業園的重慶電池總廠，現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：車間寬敞整潔，設施先進，現代化的環保設備不停地運轉，廠區里滿眼都是綠色。更為可喜的是，搬遷前企業資產負債率超過100％，通過土地置換等措施，不僅建起了新廠區，而且償還了不少金融債務，資產負債率下降到40％。 污染企業搬遷，絕不是污染源的搬遷 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在搬遷工作中強調，污染企業搬遷，絕不是污染源的搬遷，每戶企業都必須運用新技術、新工藝，使污染物達標排放，或者消除污染物，同時調整產品結構，擴大市場占有率。 新華化工廠主要生產鈦白粉，搬遷前因場地所限，企業無法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，生產規模較小，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；其污水處理設施也非常簡陋，排污不達標。如今，企業在重慶潼南縣基本建成了新廠區，年產量由6000噸增加到1.5萬噸，部分工藝采用國內最先進的真空結晶技術和引進美國先進技術。經過搬遷和改造，企業在同行業里獲得了話語權，預計年實現利潤可達1700多萬元，而此前這家企業幾乎一直無利可賺。 與此同時，新華化工廠投資400萬元新建了一座污水處理廠，并將廢氣處理由原來的一級水噴淋改為兩級水噴淋，還使用電除霧器除掉水噴淋后形成的酸霧和懸浮物，徹底實現了達標排放。廠長劉崇陽說，盡管環保成本上升，但其他成本大幅度下降，企業的總成本依然降低了。 走在搬遷企業最前面的嘉陵化工廠自投產以來，已形成2萬噸高錳酸鉀的生產能力，年產值近3億元，大大超過老廠年產值1.2億元的水平，成為國內同行業中規模最大、出口量最大的企業。 市經委主任吳冰說，目前重慶市29家計劃搬遷的污染企業中，已有15家完成了搬遷任務，其余企業最遲在2007年搬遷完畢。已搬遷的企業資產負債率均大幅下降，最高的不超過60％，生產工藝和設備更新了，環保能力也明顯提高。 在污染企業得到新生的同時，重慶市主城區天更藍了、水更清了。